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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钱学森的幸运与多数人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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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辞世,北京飘雪,寒彻中国。一位跨领域、多层次的科学巨臂,就这样走了。

网络世界痛心之余,有两个问题仍在追问:一,为何五十年前钱学森三次发表“粮食亩产万斤”之文?二,为何钱学森至今未获诺贝尔奖?辩护者云,袁隆平 的第四期超级杂交稻尚且实现亩产2000斤,未来亩产万斤也不是不可能。至于诺贝尔奖,近年获奖者不过是小发现,钱学森身藏国家机密,大发现只能在高层内 传播,不可全然公诸于世,小小诺贝尔奖算甚?说来也奇,军中高人多不显山露水,钱学森之思究竟有多深,的确还待后人挖掘。

然而,真实的钱学森是否一切如媒体所言?聪颖超群如他,其实看得很透。他有一大堆官位,最大的应属全国政协副主席,但他反感于牵扯政务而无精力从事 科研,一一请辞。媒体年年对他歌功颂德,他要求撤下宣传稿件,渴望听到不同的声音。诚如作家叶永烈所言:“宣传虚构程度令人咋舌。钱学森很伟大,但并不表 示不是他的贡献硬要往他身上拉。”

钱学森否认自己是甚“导弹之父”,他认为那是集体努力,非他个人独领风骚。当有人质疑为何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都落实到了他身上,他很重视这种质 疑。当温家宝前去探望他,他说:“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人才的模式去办学,这是很大的问题。”温家宝顿时愣住,无法答复。有网民将一 批工程院院士与钱学森进行对比,不客气地说:“别指望这帮靠嘴皮子混日子的门客为民族建立殊勋。”钱学森之实力与威望,在民间得到承认。

异见作家赵达功回忆他与钱学森之间的一封信,此信关乎银行金融改革,钱学森认真回复,并将此信收入《钱学森书信》一书。出版此书的编辑后来撰文披露 钱学森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政治哲学的转型,其中提及钱学森对中国大一统的分析。钱学森认为,中国的大一统依赖于官商勾结,“仕”与“商”把中国“锁” 起来了。中共建政初期,计划经济手段把经济管死了,后来改革开放,官商勾结再续。看来,钱学森是深知权贵资本主义为何物的。

外界普遍将钱学森视为马克思主义者,连他自己也讲“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四年前我接受台湾杨宪宏采访时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者,在我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阶级斗争,二是无产阶级专政,谁做到了?只有毛泽东。但这分明是专制暴政,何来爱人民一说?从钱学 森的“马克思之徒”身份,不能不反思:为何如他这般重量级的知识分子,竟也亲赖暴政,而且推崇毛泽东思想?这让我想起马丁·海德格尔、卡尔·施米特、本雅 明、亚历山大·科耶夫、米歇尔·福柯等亲暴政之辈的悲剧。

当知识分子遭遇政治,仁心未必仁术。他们对人类终极的爱和建立理想国的愿望原本是善,却可能带来巨大的恶,只因仇恨专制而走向怂恿暴君,甚至对当下 暴政视而不见。但我仍然认为钱学森仅仅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中的某些方法论,譬如辩证、唯物,用来看待和分析某些现象,而非上升为政治制度的抉择层面。这也是 钱学森与爱因斯坦的差距,无论他在科学层面如何功勋卓著,也难掩在制度层面的无所作为,但这不能苛求于他。他对于自己不熟悉或研究浅的领域,有负责任的四 个字:问道者盲。

钱学森之爱国,是真爱国,赤子之心伴随一生。他的青少年时期,战火纷飞,动荡不安。因中国受侵,他有民族大义,有中国人的骨气与热血;因国民党专制 腐败,他同情中共,直至成为共产党员。麦卡锡激进反共时期,他在美国被软禁五年,是事实上的政治迫害,这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在几代 中国领导人极为器重的期待下,为中国发展付诸全力,科学救国。有人反问,若钱学森当年继续留在美国,不知贡献将何其大?美国究竟是怎样培养和产生了那么多 的第一流人才?值得中国反思。

“六四”事件后,中国精英流亡者甚众,这种损失是国家丢不起的,未来还得继续为之买单,赔付惨痛的代价。颇似当年钱学森者,仅我所知,就有少年发明 奇才孔灵犀,他不但屡获发明大奖,而且也追求民主,五年前,在出国留学登机时被国保警察拘留,而后释放。我同情当年被美国软禁的钱学森,也同情曾被中国拘 留的孔灵犀,不同的时代,相同的政治恐惧,这种恐惧应该被抛弃。对于绝顶聪慧的知识分子,不应以意识形态来判断之于统治者的当下利害关系,而应充分尊重他 们的才华与抉择,这样方能得到他们对你的尊重。

胡锦涛提倡科学发展观,在我看来,第一条就是善待知识分子,尤其是善待独立知识分子。在美国,从事科研的人未必要去考虑自己持何种政见,但在中国则 不然。生活于专制社会,任何人都听得见挣脱束缚乃至反抗强权的声音,即使是纯科技研究,也会最终上升到哲学领域,并以之审视当下,一旦较真,就成了相对于 当局的异见。如果某个人是为国效力的第一流工具,却无视种种灾难,没有自己的态度,这不能不说是当“自了汉”,仅是独善其身。中国人有权不仅仅当“自了 汉”,也可以涌现一批爱因斯坦式的深远人道关怀者。

如今,海外流亡者渴望回国者甚多,他们希望回到中国,为人民贡献己力。但那道意识形态的高墙仍然森严恐怖,有的人就是到死也只能长眠海外,怎不教人 心寒?多少优秀的知识分子心系中华、魂系故土,却只因当局的政治恐惧而被拦隔千里。迄今为止,八位诺贝尔奖获奖者,无一人来自中国大陆,连去年获得诺贝尔 化学奖的钱学森堂侄钱永健也是美国国籍,这不能不让我们关注大陆知识分子的困境。是否所有知识分子都必须像钱学森一样,一边信奉中共,一边潜心钻研,方能 安全存活,且享受政策照顾?有必要在人人脑中安上这个叫“忠党”的紧箍咒吗?

钱学森是幸运的,他的实力能够在中国安全、淋漓地发挥出来,但不幸运的大多数呢?他们到哪里去发挥?当局啊,不要再以“尽在吾彀中矣”的高枕无忧为 追求,不要重复扮演“我宁可把他(钱学森)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的角色,人要尽其才,地要尽其利,物要尽其用,货要畅其流,让 知识分子统统摆脱意识形态禁锢,自由发挥吧!紧握不放,沙会从指缝间纷纷漏出;摊开手,手中的沙必会留下更多。

(本文首发于香港《动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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