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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立于“六十周年”夜幕下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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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声“为中华之崛起”

从这端看去,有一丝“小不点”的火光,闪烁在这喧嚣繁华、威严庄肃的黑色夜幕之下。若非有人尚且长着一双能够发现光明的眼睛,否则连那小小的火光也 看不见。我,即是这火光。中共建政六十周年之于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而言,恰恰就似这样的一副漫画,它不间断地闪现在我的面前。身为一个全民高呼“崛起”的 国家之公民个体,回首这段历程,再看当前仿有当初慈禧拿3000万两银子来办六十大寿,为满清王朝“长面子”的历史重叠之景,胸中不免感慨万千。

难忘念小学时的一则洗脑故事。沈阳东关模范学校的魏校长问年仅十二岁的周恩来:“你是为什么而读书?”周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我当时那颗 闪耀在最具理想主义精神的20世纪80年代末的心脏里,也自然滚动着热血,是的,我当时也效仿周恩来,掷地有声地对老师说:“我,杨银波,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虽出身贫寒,泥泞满路,却仍然在课桌上效仿鲁迅刻下一个“早”,读古文,念今书,翻箱倒柜,疯狂噬读。自太阳升到日落下,从床前煤油灯到蚊虫肆虐 的树林中,我读书,我思考,我写作,悄然间,现竟已步入所谓“社会中坚”的青年时段。

当初心中的那个中华,原来并非只有一腔热血的岳飞、文天祥、范仲淹,相反,这样的人往往被当世所压、被定律所耍,命运悲苦,一生坎坷。而今,忽又转 至又一个共和国的六十周年,全国上下,红歌一片,尽表忠心爱戴,至于民间之真忠义,又面临层层铁幕紧裹,不知多少人又要感叹岳飞、文天祥、范仲淹这些“有 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朱熹语)了。

我们的中华,究竟有没有崛起?这一问题,如今已经滞后。更实际的问题是,即使崛起了,那么,我在哪里?

绝望的廉价劳动力

夜间睡不着,抽烟。旁边的朋友说:“我十六岁进入社会,一生漂泊,干过打钻工、搬运工、服务员、接待员、保安,进过许多厂,流浪过许多城市,可现在 还在漂泊,还在流浪。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哪天才是个头?”我眼见他每日清晨六点许即要起床,迷迷糊糊地洗脸刷牙,中午回来赶着吃饭又跑出去,晚上再回来赶 着吃饭,再跑出去加班,直到夜间十点,再气喘吁吁地跑回来……他说:“厂里要赶六万的货,今天下午我们才做了五千。”他一脸倦容,身上仅存的青春气息几已 荡然无存。可这一切的结果却是:“底薪700元/月,吃自己,住自己,连喝瓶啤酒也要掂量掂量。”

六十周年,之于我这朋友而言,意味着10月1日之前必须比拼着个人体力的极限,在工厂里马不停蹄地重复着同一套动作,只为活到那国庆的假日。他只有 三天假,摸摸口袋,尴尬地说:“我们还没发工资,国庆和中秋要来了,厂里只发了一个月饼给我。你看,我全身只有100块了,留到国庆那几天用吧。”朋友第 一次到厦门,光是坐在快速公交车里透过玻璃看那片已成深灰色的大海,就已兴奋莫名,这三天的国庆,于他而言,是个可以再次兴奋的出口。而三天之后,他又将 继续为那700元的底薪吃着廉价的青春饭。这就是一个身高180公分、体重68公斤并且还挺帅的中国公民之当前人生。

关着灯,房间一片漆黑,只有烟的红光在闪。我也不知是在问谁:“难道你和我这样的人,仅仅是这国家被边缘化的极少数?”一种被抛弃、被遗忘的强烈痛 苦,紧紧萦绕着两位极不得志的愤怒青年。我走过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些工厂因劳动力极端廉价而著名,只要你有身份证,就能养活你自己。在这地方,要 进哪个厂就进哪个厂。只不过,多数时候你是学徒,一个月下来能有四五百元剩余都算是奇迹,这可以作为你“生活节俭”的最佳证明。

这样的一群人,从80后到90后,其身影乃是一群又一群、一堆又一堆地涌现在上下班的植物人流之中。许多人周而复始地过着一种担惊受怕、殚精竭虑的 生活,除去房租、水电、手机话费,只够吃饭,至于那来电索要赡养费、抚养费的父母及子女,此刻也已成为令人恐惧的债权人。娱乐仅是散步吹风,顶多打打廉价 的台球,不敢碰那输赢近百的四川麻将,不敢奢谈周围小区装修漂亮的房子、放着高级响屁沿街招摇的车子。至于婚姻,以及爱情,都像是没有呼吸的碎梦。当危机 一次次来临时,尚不知又将向谁借贷生活费,用以维持苟延残喘的生命。

金字塔下的失败者

我们的国家据说真的强大了,新华社与央视每天都这样宣传着。多少GDP,多少外汇储备,以及我们这民族多么团结,凝聚力十足——虽然记者们从不提及那外汇储备的相当部分是外资商人们随时都可以提现走人的,也从不提及多少金融风暴和股市震荡下最绝望的怒吼。

国家强大的另一面,是被嘲弄的面有难色的无奈民众。当台湾八八水灾来临,太多的底层人只能看看电视上谁比谁捐得更多,而他们自己,实在有太多的无能 为力。这正如你的兄弟正要结婚或者你的妹妹徘徊在医院的缴费窗口,而你,站在电话这头的你,只能抽着廉价的烟,说一些廉价的不着边际的祝福与安慰,然后抱 着头蹲在无人看见的墙角,许久也睁不开眼睛。

六十周年了,这个国家有着无数的失败者。他们在无可奈何的境况下,日复一日地寻找着失败者的安魂曲,重复着从来都是“一无所有”的宿命,游走在自暴 自弃、自哀自怜的国家边缘、社会暗角,空空如也,狂乱心碎。他们看到,那个金字塔结构的中国仍然存在,并且日益在自己面前显得清晰起来。他们害怕听到谁中 了五百万,害怕目睹同事又添置了一辆宝马,害怕自己周围的亲戚朋友突然遇到巨大的喜或巨大的悲。这可悲的生活,在看上去举国欢腾的国庆里,同样不改本质。 也许,下一个十年——当然,如果这国庆日还侥幸地存在着——,他们可能会改变境遇,为自己找点值得乐的乐子。

打开电视、网络和收音机,所有中国人都听得见来自宣传机器的欢歌。爱这个党,爱这个国,艺人们夸张着献媚的表情,邀你一起纵情高唱:“歌唱我们亲爱 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如今这在外国人看来还很纳闷的荧屏上,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重复着红色经典和战争题材,国共内战中的英勇,抗日战争中的热血,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智慧谍战,电影院里票房超过两亿的如同超长版MTV的《建国大业》……

随之而来的,是全世界关注的彰显国力威严的天安门庆典。虽劳师动众、斥资N亿,而且不管与身为公民个体的你是否息息相关,总之,陆海空部队以及经过 层层过关斩将的“机器零件”们将为你呈现一种民族主义的快感。当年鲍家街乐队的那首摇滚乐《李建国》,真实地透露着一代人的忧愁郁闷,如今却有六十个叫 “建国”的人坐在电视机里,跟你分享他们为什么叫“建国”,就如同直接宣告他们就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属于国家的。旁边的朋友会指着电视说:“你看,他 们高潮了。”

一边和谐,一边揍你

处在这一片超和谐、超美好的繁花似锦中,犹如在喧嚣的菜市场听无数声叫卖。若你站在原地不动,再转一个圈,你的耳朵差不多就耳鸣或者失聪了。你突然感觉,你有点晕,这一切都是假象,一切都已静得沉闷,而你,也快找不着北了。

毋庸置疑,那些可能破坏这气氛的,此刻都已消失。人民在北京寻找当代的“青天”们,此刻也没地方寻找了。覆盖全国的治安检查,一道又一道的盘问,如 临大敌地检查你可能携带不安全因素的一切装备和背景。在一则新闻里,记者说:“大家看,这个仪器可以在几秒之内检查出你的车辆是否携带易燃易爆物品,如果 有,那么它前面的这个指针就会拐弯。”接受采访的司机赶紧表态:“这是为了国庆和谐,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是支持的。”当然,他的车辆迅速通过了关卡。

易燃易爆的,当然不只是物品而已,那一个个背负着冤屈,意欲平反昭雪的落魄公民们,实在成了易燃易爆的更大危险品。就连网络封锁,也已开发出比“绿 坝”功力还强20倍的“蓝坝”来一意孤行——若要再升级20倍功力,那就成“红坝”了。这意味着,政府在任何时候都要替代你的眼睛和大脑,这是作为一种特 别的保护方式,来确保你在这个国家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阶段都处于意识正确的状态。14亿人,此刻都成了只会说一句话的婴儿,这句话就是:“我爱你, 中国。”

至于那些还在落后甚至反动地提倡着健全的个人人格的所谓“公民意识”的人们,有的已经蹲在了监狱或者站在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席上,他们就是被人认为老 想当“黑手”的刘晓波们。有香港记者在新疆采访,竟例外地推开当地政府准备的新闻稿不用,擅自到民间寻找“新闻自由”的独特感觉,这当然是理应被殴打的没 事找抽型。和谐,有时候真的像河里的蟹,它有夹伤你的大螯,那是节肢动物变形的第一对脚,形状像钳子,可取食并作防卫之用,说白了,那就是夹你的。

一边以大分贝音量放着莫扎特,一边把人揍得满地找牙,你即使哀嚎震天,也被那激流响彻的乐声所淹没。容易患白内障的人们,在大多数时候只听得见乐 声,而不是你的鬼哭狼嚎。当前,不唯独只有凶手横行,更有自阉良知的奴才帮忙喝彩,并标以“转型”的借口。当香港的摇滚歌手夏韶声从20年前的《妈妈我没 有做错》唱到20年后的《大国崛起》,他那20年前的“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人群沉重的足印走上斗争”突然消失无痕,我感到一股恶劣的悲哀直接从天 灵盖上倾泻而下。

为公民之崛起而奋斗

站在这“六十周年”的夜幕下,竟不是用黑色的眼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而是从看似光明的夜幕中感受着窒息人的黑暗。有人说,你不要把个人的境遇与对国 家的感情混淆起来,个人服从国家是你作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你有什么不满的?你知道这节日要纪念多少流血牺牲的英烈,多少为国奉献的英才吗?你如果生活得好 一点,经济充裕,甚至还握有一点权柄,那你还会说这些狭隘心理、自私丑陋的话吗?在这些人的眼里,一个人之于国家现状的忧虑与否,仅仅取决于利益是否既 得。然而,别忘了,20年前,同样是在天安门,那些渴求自由和民主的人,他们可是来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

龙应台说:我希望胡锦涛在天安们城楼上对人民说一声“对不起”。这个“希望”,是对受伤者的抚慰,短短三个字,却可能瞬间冷却无数人肾上腺素的分 泌,从而回归到心灵的复苏,去替代那人潮人海的盲动与喧嚣,熄灭太多的假情假意,重燃人民心中的期待。无产阶级专政已成过去,它在历史中业已废弃,而真正 的公民时代却还只在萌芽,可它每次萌芽都会被泼上剧毒的硫酸,胎死腹中。这是国家欠人民的,这是政府欠人民的,这是中共欠人民的,该我的,该我们的,一定 要拿回来。所以,你给我们道一个歉,证明你的诚意。

所有被埋没的地下的、边缘的人,不管他们在任何地方,若要说真正的爱国,那是爱到了骨子里,是以一个人、一批人的牺牲、丧失和流亡的代价,来被动纵 容了狂乱的赞歌。一个崛起的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自己得到幸福和正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崛起。它的崛起,是人民可以哭诉有门,民间互助 有力,政府之强权被限制,媒体为民众公正发声。而那些被当作“少数派”的人,他们不应受到莫须有的构陷与栽赃,在当局正要拿他们开刀示众之前,都须先谨慎 地衡量这可能给未来带来的后果,可能给正气带来的戕害。

当那“为中华之崛起”的声音从我的童年传递到我的青年,我回首过往,胸中仍然火热。但此刻,我不再为那空洞的“中华”,而要为公民之崛起而奋斗,因 我目睹公民之于国家,实在太弱小、太无助、太边缘、太无奈,我忍无可忍地树立这一理想。我以这实际上丝毫不另类的爱国方式,来爱这个曾经刺伤过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的国家。在这伤口上,若要再洒六十年的盐,去搅和、揉打那未结疤的痛处,那么,这公民心中所热爱的那个国家,就只能永远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里,并且 不服从任何受出身和统治铁律而定的贱民义务。这,就是我杨银波的方式,也可能成为许多人的方式。

(本文首发于《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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