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首页  |  [公民杨银波]首页 
博客分类  >  其它
公民杨银波  >  未分类
杨银波:十四个月的“深度失眠”

13657

“灵魂从死人堆里站起,爬上了天和地。”——唐朝乐队《世纪末之梦》

 

已非启蒙时代

刚刚结束的,是十四个月有余的罢笔期。这销声匿迹的十四个月,于一个血气旺盛的狂放青年而言,已属另类,更是悲哀。 这十四个月,我几乎是以彻底消失的姿态,远离了人们及当局的视线,重新回到自己原初的精神世界,并不苟且却很疲惫地活着。在中国沿海的厦门,第一次在浩瀚 大海之岸吐出胸中淤积已久的浊气,在浪花的拍打、拥挤的人群中,寻找一个迷失的我,挽救一个业已沉沦却心有不甘的人。

这十四个月,没有采访,没有演讲,没有写作,除非力所能及的民间维权之外,我几乎忘掉了我的名、我的姓——事实上, 除一般民工外,这里很少有其他人知道杨银波是谁,我被友人用以取悦的绰号“博士”倒是不胫而走,天天“博士”前“博士”后地唤来唤去。我彻彻底底地沉甸了 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境况,以及我们这些说不清道不明究竟是什么职业和类别的人的变势。

阅读,疯狂地读自己从来都忽视的另一面;对比,从过去到现在,从周遭到大环境,看差异何在。我要让自己看得更明白 些。然而,许多人研究了一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像掘墓一样掘开中国的深处,直到走向暗得没有一点光亮的黑洞般的思索与追问,即已滑向无为。朱自清的弟 子王瑶,终其一生研究时政,从年轻时“一年一本书”,到后来“写不出来了”,临终前就曾对他的学生钱理群说:“不要再分析了,不要再瞻前顾后,沉下来做自 己的事。”或是此公看得太透,业已寂寞到了超寒状态,“精神内存”已是超负荷,无甚源动之力了。

时代的确变了,这不再是梁启超如超人般启蒙并最终可以一呼万应的时代。在《走向共和》里,他站在袁世凯的背后说: “宪政,其实就是限政!”那么谁来限政呢?梁启超说:“人民!”袁世凯哈哈一笑:“哈!人民?我从来都没看见什么人民,我只看得见一个又一个的人!是 人!”镜头里,那一派萧杀之气,乌云盖天,似可闻到浓烈的血腥味道。梁启超自此做了抉择,他的许多学生也跟随他做了抉择——革命。他以行动告诉了袁世凯什 么叫“人民”,什么叫一个国家的主人。

十四个月了,我一直被我自己23万字的电视剧本《中国的主人》吓得罢了笔、尽了才,还差点完了蛋、丢了魂,我至今都 还活在这剧中的梦里,做着“中国的主人”的大梦——这梦,怕是一辈子也醒不了。我总觉得,我,以及许多个“我们”,并非作家、诗人或学者,我们只不过是触 摸到了理想并且相信这理想可以一直存在下去、传递下去的天真、善良的普通人,后世若笑我们,我们也不再作出回应,只因此前的所有历史告诉我:在中国的土地 上,真正做一回主人还仅仅是梦,仅仅是一声轻喊就会醒、就会怕、就会哭、就会痛的梦而已。为此,我已“深度失眠”了十四个月,步入失衡的超导状态,没睡一 晚好觉。

 

实践公民理想的人们

再次被捕的黄琦认为,精英那条路,没有结果,你必须和人民实打实地打成一片。他的选择极为独特:第一,维权绝对不能 收费,任何收费的维权都不是维权,即使是人权律师,收费的维权律师也不是维权;第二,为名人维权,为有实力、有地位的人维权,也不叫维权,维权是为无权无 势无名之人实实在在地维权;第三,境外已经声援营救的,已经广泛签呼的,他不再跟风。

为证明自己从来不被任何一股势力左右或支配,黄琦不赞成标以某种特定的政治追求或政治名号来维权,甚至不接受一分钱 的境外经费及捐款。他只着眼于那些最边缘、最底层的农民、民工、拆迁户、冤案受害者需要什么具体的帮助,他们需要什么,那么他就竭尽全力地提供、发布或联 络,而非某种不切实际的允诺或者带着感情与意气色彩的忧愁文艺。我至今不能遗忘与黄琦握别前,他特意让我等等他,我们两兄弟靠在二楼窗边坐下来,他要对我 说最后一句话:“历史必将作出它最公正的选择!”这的确成了“最后一句话”。许多人都说,患脑萎缩的黄琦,也许只能死在牢里了。

黄琦之后,是谭作人。在成都大慈寺,先是冉云飞、陈云飞、《新京报》记者以及基督徒义工坐在那里义愤填膺,后来带着 《与神亲嘴》的王怡来了,最后谭作人来了。他的双眼布满鲜红的血丝,那在极端恐怖与血腥的地震灾区踩过人手人脚的身体,曾经那么近地端坐在我的面前。他没 有废话,没有此主义与彼主义,他就跟你谈实际问题,谈这个具体事实,要怎么办,怎么变化。他不是那种喜欢凑点文人雅士之趣的人。20年前,他活了下来,在 天安门,他活了下来,某种苟活的耻辱感——正如《圣经》所言的“罪”——一直环绕着他。我感觉,他是“圣徒”一列的,一直在用自己的良心和行动来赎罪。

这个罪,当然不可能被记录在四川某中级人民法院的审判书里,在那里面,白纸黑字所述的全不是我所见到的谭作人。然而,当他回到看守所那阴暗的囚房,一个人托着腮帮来苦思自己究竟罪在何处时,我想墙外的你我,已没有一个是干净的。我们,都有罪!

我过去也曾被当作是反共、反政府的人——在某种迫切需要和谐稳定的铁律之下,这个帽子可能戴到任何人的头上。诸如, 近日的一篇英文报道《Han Han:Finding happiness by being different》,那帽子已经差不多扣到了一个不该扣的人身上,此人即是韩寒,履行“公民韩寒”理想的韩寒——,诸人谓我“跋扈”,跟政府过不去,往 往到了最基层,这敌意便变得更明显,对我又恨又怕。许多地方意志及舆论攻击,真是荒谬到了极致,以至于我常常感慨于某些国保警察倒是高瞻非常,涵养无限, 哪是一撮将脑袋洗得比屁股还干净的人所能企及?最近的舆论就是,我已经被捕,而且罪名还大得很,这舆论一直流传到家乡,连身有残疾的母亲也紧张得发抖: “银波,你真没事吧?”

 

挡不住大势所趋

在这十四个月,我没有放弃过关注每一个因“莫须有”之罪被无辜关进黑狱的人,没有放弃过跟进诸多已成新闻热点或被新 闻体制所埋葬或扭曲的人权案件。我明显看到,有一道道口子已经在森严的中国大陆打开,许多问题都可以敞开说一说了,这个地方已不再是铁板一块。邓玉娇释放 了,长沙“钉子户”让开发商破产了,如此等等,原来强势也会惨败,也会尝尝在网络公器与公民不服从运动面前一丝不挂的苦味。与此同时,每一件个案都迅速成 为全民训练当代法治信念和追求权利公正的课堂,大家都在学,都在为自己寻找一件抵御强权的武装。

这就是“势”,大势所趋,无论任何一场高官会议确立何种纲领精神,都已无法如以往一样绑上所有的人民。每个人都趋于 自我的表达,当这些表达集结起来,汇成潮流,那你再多的军警,再强的法检,再野蛮过时的法律教条,都不能扭转潮流的去向。以撰稿人为生存主业的我,也在研 究大陆的媒体。我看到,一些民刊停了,一些民刊又复兴了;一些NGO被关了,一些NGO又注册了;一些报纸被整肃了,一些杂志又要走青年知识分子路线了; 一些大陆BLOG没办法上了,一些港台BLOG又派上用场了。挡,已经挡不住。“绿坝”工程又如何?因言治罪又如何?247个人上了中宣部的黑名单又如 何?

除非有一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再来一场反右运动,再来一次文革,再来一个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届时我 们全都活在朝鲜、古巴那样的日子里,封闭消息,禁止异见,打击维权,再以民族的、国家的、人民的幌子,加上现代化杀伤力的棒子,把这个国家最勇于追求民主 与自由、人权与法治的人,全部拿下,一个不留,斩草除根。然而,这可能吗?当你辛辛苦苦追求,得到一件东西,这东西就是你活下去的信念与支撑,你会放弃 吗?你能放弃吗?

这十四个月,我同样观览了许许多多的左翼思潮,包括那些不厌其烦地往我电子信箱里投放的噬血的当代大字报。我把一些 可能还搞不清楚究竟该高兴什么不该高兴什么的人都搜索得差不多了,把从前与现在的思潮事件都重新翻出来晒一晒,晾一晾,等污水滴干了,我再看看里面究竟有 什么。不是说人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吗?好,我兼听,都看看,都想想。

从里面,当然也飞出了一些被誉为“体制内的良心”的人,往往在大陆的《中国新闻周刊》、《同舟共进》、《南风窗》、 《国家历史》、《炎黄春秋》,港台的《凤凰周刊》、《镜报月刊》、《中国评论》、《紫荆》、《九鼎》、《新新闻》里还能看到一点真货。这都没错,有哪个研 究民国史的人敢说是孙中山覆灭清廷的?那真正引领国家步入民主制度的,分明就是一群形形色色甚至于立场截然相背的人的群力所为。

 

言说的冲动与日俱增

十四个月以来,我当了一个阔别以久的观众,在整个社会霎时风起云涌的时候,我做了这样一个观众。我没遗忘那些让自己 忧虑的现状。一本在香港出版的,以小人之心,专寻他人隐私诽闻的八卦书籍《民运精英大起底》,简直看得我心里发毛。两名台湾高官在网上的对话录,谈及台湾 当局如何看待海外民运的各个具体个人,更令我感到这水颇深。似乎没有一个人真的在用真心,用真智慧做事,这些致命的利欲熏心和权力衡量,曾经轻易地打击过 许多人——许多抱以民主希望的有志青年。是的,这样的内容我也看了。

同时,我也开始逐篇反思自己过去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它们究竟是不是事实原貌?一个因“非法经营罪”而被判刑的传播境 外新闻的人被判刑,那是不是一定就是因言获罪?万一这张报纸恰恰刊登了黑道卖枪和子弹的广告呢?同样的,在中国,有没有人真的是没有饭吃了,然后接受境外 资金策划一些置国民生命于不顾的群体事件?这当中的罪与罚怎么去衡量?还有,陈水扁的案件,他是怎样一步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马英九心目中的“中华民国” 究竟是一番怎样的蓝图?达赖在主张什么?他这些年有哪些改变?热比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我都要知道,不允许让自己糊里糊涂地成为头脑一热的愤青, 在热锅里任凭他者随意搅和。

这一刻,我真正倾向于激流的思辩,而不是盲目的跟风。同时,一度地重复自己,甚至重复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就在反复重 复的问题,无限地抄袭自己和复制自己,已成为耻辱。这个问题,目前太多人都有,我更不例外。至于大陆各大报刊的时评,更未成为当初香港《明报》查良镛般的 政论,这种空间萎缩了。一张报纸的一个时评版面,一天要接成千上万的时评稿件,而能录用者,大多还要“修改”、“裁减”一番,如此一来,得以发表的机率真 是比体彩“排列三”的千分之一还要小。好不容易,大陆尚有三本专门的杂文刊物(《杂文选刊》、《杂文报》、《杂文月刊》),成了三个小小的出口,以备以 “万”为计的时评撰稿人拥塞到此,小呼一口气。

不过,我们仍然感觉到了窒息。于是,《天涯》、《凯迪》领了风骚,窒息的人们在“五毛党”的混淆与攻击之中,盘踞到 上千万人的网民人数。可是,还是有人感到窒息,接着,《1510部落》、《博客中国》也火了,这是仅次于被大陆屏蔽的《牛博网》、《自由中国论坛》的两个 自由阵地。即便如此,还是有太多太多人感到窒息,言说的冲动,与日俱增,已经不是说还是不说、说得好还是不好的问题,而是说什么的问题。现在要说了,关于 政党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一向禁令森严的民族自治问题(连维吾尔作家也在批判维吾尔族劣根性),真正来一个透明的讨论,统统都表达出来。

 

重新走进这个时代

网坛不仅有所谓的“四大汉奸”(林思云、芦迪、赵无眠、马悲鸣),不仅有东海一枭、易大旗、冉云飞、杨恒均,许许多 多的人,突然间,如此快的速度,都统统变了,变得更直接,更不绕弯子。韩寒曾说:不是80后不关心政治,而是还没到可以关心政治的时候。他明显知道大陆言 禁有多么厉害,多么残酷无情,但是,现在要关心关心了,这不是区分“牛人”与“非牛人”的标准,它其实真的就是舍此无它的公民参政议政之权。

确实,这里面也有太多的曲折——我也算是办独立网刊的过来人,感受至深。80后的开风气之先者,另有1984年出生 的湖北青年吴怀尧(与我同在17岁因不满教育制度而退学),要再办《新青年》杂志,搞到最后,结论竟是:“很遗憾,暂时出不了,原因如你所料。这告诉我们 一个道理:以后要学会匍匐前进,悄悄地进村,放枪的不要。”韩寒办“中国第一”的高稿酬青年知识分子杂志,也是自5月1日征稿至今,来稿数万篇,万事具 备,第一期早已完成,第二期也开始筹备,只差刊号了,却连《文艺复兴》这样的刊名也通不过,至今审查者仍然对之久拖不决。难怪他感叹:在中国,文艺不能复 兴。

依我说,这十四个月来最大的冲动,乃是中国需要一份叫做《公民》的报纸、杂志或者网络期刊。我们也该“公民”一把 了,这都什么年代、什么时候了?从2003年的“公民维权年”开始,迄今已经六年了,其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杨支柱办了一份《公民》网刊,沿袭“问题 与主义”风格,没办几期,就停掉了。外媒报道说,中国现在最牛的私人独立媒体,应该是《南方周末》辞职记者翟明磊的《壹报》,宣扬“健全的个人主义者”, 这些其实都还只是开始,是示范而已。若非当局压制得这么严,奴才尽忠得这么勤,《公民》的影响力早就不知以何为计,就因这两个字,在当代的凝聚力与推动力 就不可限量。

我停了十四个月的笔,手指已经耐不住寂寞,墙外分明是震耳欲聋的喊声: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我得活动活动了, 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重新走进这个令我们哭笑不得、悲喜交加的时代,去给这样的时代一记响亮的耳光,或者一声震撼的欢呼。中共建政60周年了,这60年 来,起码有30年是大有问题的,另有30年也是问题不小,我们应该都来说一说,回想回想,思考思考,而不是像那拿着政府发的补助费,一股脑儿地训练在天安 门广场的30万“群众演员”一样,只有一个整体的威权象征,而非个体的耀眼特性。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六年)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给本文章评分:
    留言:
留言簿(游客的留言需要审核后发表。请遵守基本道德。) >>
游客
   04/07/10 07:37:17 PM
affected 180 recent 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