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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工人维权,不能继续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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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偶遇维权老人

兴师动众的“十·一”忠党爱国运动刚过,一通来自贵州省赤水市某倒闭公司会计的反腐败电话,勾起了我三年前的一桩往事。

三年前,我尚在故乡重庆。某日,在朋友打印店里打印几份贫困农民申请国家低保待遇的申请书,偶遇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 正抱着一叠资料和请愿书在那里忙碌着。老人们不断调整着资料的摆放位置,“这是1997年镇政府的回复,现在镇长都换了好几拨了,说这回复无效了”,“这 是公安局拘留我们的拘留证,是今年的”,“这是当年工厂的样子,这是关闭工厂的那一天”,“这是1996年企业改制的文件,这是关闭工厂前做的清产核资 表”……在那一张张资料的最上面,是按下诸多鲜红手印的请愿书;再下面一些,则是更早以前寄出却无甚回复的请愿书。

我问一位老妇:“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做?”那老妇抬头,警惕地望着我,反问:“你是谁?”朋友出面,笑笑:“这个人就 是杨银波,我前几天跟你们提起过的。”那老妇大叫一声:“哦,原来你就是杨银波!”遂伸出满是皱纹的双手,与我握手,遂求助:“你能帮我们吗?我们识字不 多,很多法律都不懂,告了好多年了,也没整出个啥子名堂。现在我们这批还在上访的人当中,有几位已经去世了。我们这些人,哪里都跑过,镇政府、区政府、市 政府都去过,都没什么效果,大家还想给胡主席和温总理写信告状呢。”

老妇将一叠资料抱起,交给我看,并吩咐打印的老板:“你给这位小兄弟也准备一份。”我翻了翻这新旧不一的资料,身边 瞬间围起一群老人。他们一边打量着那些黑白色的文字图片资料,一边打量着我这个形象颇为另类(那时,我扎着马尾长发,极具摇滚色彩)的年轻人。人群中有一 人问道:“小伙子,这里面的水深得很哦,你有啥子办法?”也有人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律师?不可能是律师!律师哪里敢接这种案子?”一群人连说“没良心 啦”。还有人附议:“律师我们都见完了,哪个都精得很、鬼得很,不敢惹政府,不敢翻老账,全是软骨头。”

那请愿书全是手写,当中甚至有不少错别字,在事实叙述部分一笔带过,在法律依据方面又只有一两条,全篇上下,不过两 三百字而已,下面则全是手印。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走过来:“小伙子,这件事风险大啊。我们到处上访,堵市长,没堵到,干脆见官就堵,要他们给个说法,给个 公道。又去找劳动局,拉了横幅,结果说我们扰乱政府办公,扰乱社会秩序,公安局就把我们拘留了。找镇政府,他们开始还问这问那,后来就根本不理睬我们了。 过去的厂长现在已经是另一家公司的法人代表,也说跟我们没什么可谈的了。”

 

导火索:企业清产核资

看完资料,我理清了这个矛盾的前因后果。这些老人过去是一家乡镇集体企业的职工,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1996年, 该公司突然要转型为私营企业。但当时这个公司的业绩已经一蹋糊涂,无甚利润不说,反倒亏损严重,于是,干脆宣布破产。这破产,必然就涉及到清产核资,公司 必须依据国务院就国有或集体破产企业下岗职工的具体办法来解决他们的失业、养老、医保、社保等问题。

尖锐矛盾来自于清产核资。这个清产核资的总金额被认为大大悬殊于实际情况,本来就丢掉了饭碗的工人们从中找出了足以 判定该厂总经理贪污挪用之罪的诸多依据。在这清产核资之前,这个工厂的诸多硬件设施早已被卖,而具体收益,却没有工人们的份,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知情。 自那以后,谈判数次,争吵不已,冲突不断。被企业抛弃的工人们,找政府、找记者、找律师,一告就是十余年,却没有一点实质进展。一位老人说:“都怪我们没 有文化啊。”

这自称“没有文化”的老人们,却都是一些非常善良的人。以他们这把年纪,争取这权利十余年,竟无政府部门为之做有效 的协调,也无律师接状、法院裁决,最让人看不过去的是,居然没有任何一家新闻媒体为他们刊载哪怕一点点消息。我问:“你们这件事,在网上有吗?”他们摇摇 头,说:“不知道。”我在朋友处当场网络搜索,竟在某百度贴吧找到了片言只语的一段文字,是一封写给温家宝的信,那文字如口号一般,多是宣泄愤怒,与诸多 信访部门前张贴的大字报无甚差异。

这件事已过去三年,我已离开重庆。后来,看报时,也偶尔看到类似个案。大都是原有的集体企业或国有企业,经营日降, 宣布破产,而后清产核资,方才发现问题。这问题有大有小。小者,多是未经职工同意,即贱卖企业,有8000万资产卖成400万的,有4.6亿资产卖成 4000万的;大者,不惜动用黑道手法,血腥殴打举报人,打击报复上访者,将一群手无寸铁的可怜老人施以铁血手腕,这样的例证之一,就是新疆外贸包装厂。 有的地方做了一点“好看的”,把责任人绳之以法,把资产弄了回来,如山西太原建筑材料厂便是如此。而在更多的地方,愤怒的声音根本传达不出来,至于到了网 上的,那早已经历了上访的折磨、黑暗的反复,最终精疲力竭,只靠乞求不相识的网民给一个“顶”字以表声援了。

 

被威胁报复的举报者

网上有一篇《一个国有企业被私卖的真相》,写的是四川省什邡市慧剑公司。写帖者说:“不停地上访、上告,可寄出的信 出不了四川就被退了回来,上访的人没上火车就被带了回来。贪官实在太多,手段也令人发指。”另一篇《贪官私卖国有资产,厂人遭毒打》,则写的是湖南省望城 县长沙电子材料厂。写帖者说:“去市政府反映情况,被开发商找来地痞流氓毒打了。被打人报案后,被开发商打通关系的当地公安部门,威逼被打的伤人签字结 案,而且还有几人至今仍在医院。工人们看着国有资产就这样流失,一直在找部门举报情况,都在半路上被截住了,甚至连电视台来采访了这件事,都没有曝光。”

一边是失业的下岗工人们求告无门,求助无人,且遭至毒手威胁,一边是腐败者财大气粗,人脉良广,且自恃黑白通吃,高 枕无忧。当刘欢为下岗工人们高唱《从头再来》时,他是否曾在眼前掠过那一幕幕凄楚无助甚至惊恐莫名的底层缩影?据称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当局,又能具体为他们 做些什么?原本十多年前就可解决的事情,非逼得十多年后的无助者仍在抗争;原本在企业内部及基层政府就可解决的事情,非逼得无望的人们还要到区、到市,甚 至到省,到中央,直到境外媒体刊载新闻简讯,那些“翻墙”的网民才从中得知万分之一。国家的治理成本和民众的维权成本,就这样被无限抬高。

贵州赤水打来电话的会计老兄所述的情况,也是如此。事情就他个人之言,不算大,但就当地而言,却可以成为新闻。这位 会计的一位朋友曾于两年前与我在酒桌上饮酒谈心,他通过这“中间途径”寻觅到我的电话,倾吐一番不吐不快的衷肠。此兄今年55岁,当了一辈子会计,所效忠 的乡镇集体企业后来改为国有。直到2007年2月17日,该企业停办关闭,却并未宣布破产。这“事实破产”的破产公司,在当地颇为知名,却也如众多“猫腻 公司”一样,工厂里的硬件设备被贱卖,具体到管理层面的腐败问题也同样典型。说得明白一点,这个厂的头头不仅贱卖硬件,而且还在这些年侵占公有财产,贪污 挪用,据为己有。

会计老兄说:“我为了我个人应得的克扣工资,从2000年告到2009年,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我去做劳动仲裁, 仲裁办的人说我仲裁的对方主体错误,我又得再次仲裁。法院也必须要先劳动仲裁,才能立案。我被威胁过,头头们要搞我,强行调离了我的职务,让我去最做最艰 苦的工作,就是封我的口。”我们知道,在一般经济犯罪案件之中,既要实施侵占又可规避风险,法人代表就必须借会计之手来做账务文章。但电话那头的会计老兄 却不入庸流:“我们这些国有企业里的老人,心中分得清楚什么是国家的、什么是自己的。我只要我应得的。这九年之中,我被克扣的工资、奖金、职务津贴等,加 起来总共是24740元,我只是要回这点应该得的钱而已。”

 

孤独的底层维权者

会计老兄虽这样想,公司的头头们却并非如此。他说:“我一次又一次地找他们谈,要他们解决,可他们非常担心我这里 告、那里告,24740元事小,可一旦牵扯到公司在管理方面的腐败问题,他们就可能有牢狱之灾了。我是公司老会计,很多工人不知道的情况,我都知道,一笔 一笔都清楚得很。公司的头头们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一次次威胁我,凶得很,说如果我再告,就要让我怎样怎样,还把我的会计职务解除了,拿走我所有的账 务记录。现在纪检委也在插手这件事,因为还有一个退休工人也在写资料上告,他递到公检部门去了,但我不抱什么希望。这个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在贵州赤水 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

我为他分析了一下维权的途径。譬如,一篇有理有据、有分寸、有力量的上访之信如何写,行政范围内的“私了”怎么走, 哪些部门的什么科室可以管一管这个事,如果打官司,怎样寻求免费的法律援助,同类案件的一般处理结果会是怎样,等等,我都谈了一通。该兄听得仔细,问得殷 切,这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快挂电话前,他说:“杨先生,你什么时候能来贵州一趟?来旅游旅游也好啊,我们之间还有很多话可以讲。我长期在小地方做会计这 一门,对于外面的大世界懂得很少,所以遇到问题了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身边也没人为我出个主意,今天能够听到你的建议,非常好。以后我遇到什么问题,再跟 你联系,希望你不嫌弃我这个贵州朋友。”

这话听得颇为辛酸。一来我实在没为他尽什么“授权”奔波之力,二来底层维权者的孤独与边缘着实令人悲悯。中国大陆为 底层民众从事维权活动的,在一些大城市确实有那么几个牛逼的NGO,最酷的要算成都的天网人权中心,其余者多多少少能够见报于大陆,但很多都被政府警惕和 防范。为底层无酬维权乃是真维权,这是最近这几年才时兴起来的“公益维权”,也就是通过一些具体的个案,来推动个案背后深层问题的解决,甚至于推动立法。 那些个案看似与你我无关,但事实上有着巨大的代表性。这些个案的利益受害者,往往都是走投无路的人,他们大都不是什么精英人物,实在平凡得很,但恰恰就是 这些极平凡的人,正在承受着在一盘散沙格局之中无人相扶的凄冷代价。

过去我们讲,工人要有独立工会,农民要有独立农会,社会上也必须有一大批律师和法学者如许志永那样介入实际的民间维 权。对于底层普遍遭受的权益侵害,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维权联盟,这样的联盟是公共的关乎公民权利的联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城市涌现出一批并不嫡属 于司法部门主管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或其他知识分子,他们定期接受民间投状,并义务代理这样的案件,那么类似我这位会计老兄的人就有了盼头,在他们赤水市 就有了依靠。在这位老兄的叙述背后,涉及的企业腐败问题必然颇深,“拔出萝卜带出泥”,但倘若有一群人来推动,那么即使再黑暗,也能尽量遏制住威胁者的语 气,使之多少妥协一些,这就为受害者找到了可能维护权利的空间。

 

关注受害者补偿问题

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中的腐败问题,在被曝光前我们所看到的,多是付出辛劳的工人们生计无着、前途无依、走投无路。国 家面对这一局面,在许多案件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多是国家利益第一、工人利益第二的排序。资产可以追回,人可以判,但是对于工人们具体该得多少钱和能得多少 钱,却非常不积极。这就如许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一样,法院可以对刑事犯罪的人判刑,也可以在最短时间里拿到由罪犯近亲属替代罪犯交纳的国家罚金—— 若不交,则刑期可能更长——,但是,对于事实上遭受侵害的民事权利部分,却极不主动。法院纵然可以裁决罪犯须支付多少钱给受害者,但受害者却只能自己去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强制执行亦颇不得力,最终又导致受害者与罪犯近亲属之间的矛盾升级,易于诱发另一犯罪。

国家之所以存在,乃因人民之存在。人,才是第一位的,人之权利必须受到足够的保护,因此打击经济犯罪的成果,不能仅 以刑法严峻来凸显,而必须更多地以受害者的权利究竟被补偿了多少来衡量。在许多上访案件中,即使上访得到了批示,再经过复杂的政治斗争、法庭激辩或庭外调 解,案件结了案,责任人被关进监狱,但是那些访民自己究竟得到多少补偿?如果这补偿有了争议,不就又变成访民与国家间的冲突了吗?届时,我相信除少数“理 解国家”的人之外,更多人是恨透了、失望透了,似乎国家面对这些案件,之所以偶有积极的一面,也全在可以没收一些、充公一些,又罚款一些,连国家也做这种 “生意”,岂不令人民无比心寒?

对于有可能被关进监狱的企业负责人尚且如此,那么对于还不足以被关进监狱的企业负责人,岂不更糟?只因他们根本不畏 惧刑法后果,顶多就是被罚点款,而这款又可以从对下层部门的行政罚款中扣出,那他们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譬如说,某些城市规定,如果不为民工办理工伤保 险,而民工出了工伤,那么就要罚企业两万。这两万,公司可以被罚,但也可以直接找包工头或项目经理出气,扣他们的钱,甚至直接拖欠或克扣工人工资,法人代 表利益何损?再如,有民工出工伤,工伤保险基金把钱交给了企业,那企业也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扣留一部分起来,这“生意”,有什么亏的?还不如建议大家都出 工伤,这样出一个工伤就赚一笔,多伤多赚,岂不快哉?如此“人血金钱”,透着多少对人命的冷漠。

国家啊,请看清你行进的方向,改改你那冷漠的面孔!

 

(作者为独立作家,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六年)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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